2009年5月21日，文化部“20世纪美术作品国家档案” 首次研讨会在北京金台饭店举行。据有关方面介绍，自2008年底收到政府财政支持后，由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组建的“档案项目组”正式成立，经过近半年的筹备，项目组最终确定了9位第一批入选建档的艺术家名单：齐白石、徐悲鸿、傅抱石、陈少梅、董希文、潘天寿、庞熏琹、吴作人和李苦禅。

而围绕此次为20世纪艺术家作品建档工作的必要性、进展程度等问题，项目组在研讨会中邀请了政府部门负责人、知名鉴定家、评论家、艺术家等各界人士，与会人士建言献策、争辩激烈。《中国证券报·收藏投资导刊》作为惟一受邀媒体见证了研讨会全过程。此次研讨，也标志着“20世纪美术作品国家档案”工作正式启动。

为什么要建立“20世纪美术作品国家档案”

张新建（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副司长）：20世纪的美术作品是最辉煌的，而在20世纪末，走向了衰退。但是在衰退的过程中，我们的艺术家也认识到当时国画存在的问题，并采取各种手段和创作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齐白石先生、潘天寿先生、吴昌硕先生等，都以他们的创作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国画的艺术传统，成为20世纪国画的艺术大师。

另外就是油画作品，油画作品在20世纪异军突起、佳作纷呈，比如《开国大典》、《占领南京》，再比如林凤眠先生的创作和徐悲鸿先生的创作，代表了中国当时油画创作的不同风格。

另外，我们应该给后人留下点什么？可以说20世纪艺术档案是我们这一代人给后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而且这个精神财富，如果现在不做，很多艺术作品、艺术文献就会遗失。中国历史上有盛世修志的传统，我们的档案是资料性和研究性结合的性质。

而且，这个项目是一个国家项目，应该由文化部来主办，文化市场司作为这个项目的指导单位，它的资金支持是国家财政部，它的承办单位是文化市场发展中心。

薛永年（著名评论家）：对我国文化财产的家底，比如已故的、卓有成就的艺术家，到底有多少作品，如果你不把它搞清楚，假的不断出现，再进行鉴别就更困难了。像现在说我们研究古代，某大师有多少真迹，国内外大概有40多件，但实际市场上很多，都是现在衍生出来的赝品，所以弄清家底对于我们政府保护文化财产，对于研究工作，以至于对于收藏的人，都是非常重要的。

怎样建立“20世纪美术作品国家档案”

李延（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艺术品评估委员会）：我们首先要确定入选国家档案的第一批艺术家名单，最后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做一些比较容易整理档案的艺术家，所以，第一批决定做9位艺术家的档案。

接下来我们要和决定做的这9位艺术家的家属，以及他们的研究专家进行访谈，所以，从2008年12月开始，我们第一个接触的是李苦禅先生的儿子李燕老师，对其进行了两次访谈。还有徐庆平老师，米景扬老师，吴作人基金会的商老师，以及董希文先生的女儿董一莎老师。我们和家属进行了访谈，初步达成协议，因为我们做这件事情希望得到家属、基金会，以及个人博物馆的支持。

同时，我们又建立了20世纪档案的艺术委员会名单，包括决定入档的9位艺术家的家属，以及研究专家。

此外，我们正在着手建立一个关于档案的网站，因为网站以两种形式出现，一个是文本形式（画册），还有一个是要建立一个专业网站，这样需求者可以在网上查询档案进行的过程，以及入档艺术家的图片。这个档案要做成以搜索功能为主，可以根据艺术家的姓名、艺术家的创作时间，作品的描述，以及作品曾经拍卖的记录，迅速地查找到这些作品。目前档案服务器搭建已经完成，配置工作和首页设计都在进行过程中，估计6月中旬网站就可以建立起来。

吕立新（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这个工程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今年从9位艺术家开始，以后会逐年增加，今年确定的这9位艺术家有一个共同点，一是作品数量特别少，比如潘天寿，作品好像不足1000件，并且非常集中。然后是陈少梅，一共四五百张，这个情况米景扬先生最清楚，因为米先生是陈少梅先生的女婿，这些作品在哪些藏家手里也比较清晰。不过齐白石作品量很大，之所以也列入第一批建档名单，因为他是20世纪大师里面标志性的人物。另外，石鲁在20世纪美术史上也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但是我们没有在第一批名单中将其列入，因为他的作品鉴定征集难度比较大，所以考虑以后再做。

确定完名单之后，我们的专家委员会名单也是充分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得出的。此外，“20世纪美术作品国家档案”主要突出作品，不做文献，就是把他们的作品征集过来，结集出版两种形式，一个是出版物，比如说“齐白石全集”，我们争取做到国家档案，就是非常系统、全面的做。有些作品有辅助性的文献，我们将来会和作品放在一起，但是这次不是以文献为主。

“20世纪美术作品国家档案”执行难题

虽然此次由国家出资的为艺术家建档计划受到了民众的广泛关注，甚至被一些媒体誉为现代版的“石渠宝笈”，但如此庞大的修史计划，同时也蕴含着众多不可避免以及亟待解决的问题。

档案中名家作品没有必要在民间征集？

庞涛（教授、庞熏琹之女）：作品从民间征集，我觉得也没有必要。现在很多大师的作品在家里头摆着，像董希文先生去世以后，他的画就在床底下放着，很多作品就这样被放坏了。

现在假画多得是，庞熏琹的假画也多的不得了。拍卖行里一个在中央美术学院进修过美术史的人，愣说我父亲的一幅作品是真的，我跟他说画布不对，签名不对等五条理由，他在拍卖行依然能高价出售。潘公凯也跟我讲，潘天寿的假画都是美术学院出来画国画的人做的，有的人专门练签名，有的人专门练石头，有的人专门练花鸟，弄出来很像样子，而且这张画在大英博物馆堪称是真的，潘公凯看到后说绝对是假的。这些作品如果在民间收集，简直打不完的仗，你说真的，他说假的，哪有那么多精力跟他辨伪？所以，现在乱成这个样子，我们还要钻在里面去收集，收集完了还要鉴定，这不是自找麻烦吗？我坚决不同意，我也没有时间跟这些人扯来扯去，我也没那个精力。

我觉得只要把现在子女、家属已经整理出来的作品，加以认证。认证的时候，这张画是真的，要盖个手印。但是你摁了手印，三十年以后能不能弄一个假的手印？所以，我们要做到没有后患，必须是法律先行，要有严厉的处罚机制。

档案建立不应只限于作品征集？

姚钟华（原云南画院院长）：“20世纪美术作品档案”应该有作品相关的资料，包括艺术家的生平，他们的论文，有关的评论、著作，有关的照片。比如董希文先生，他陪毛主席看画的照片等等，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应该进入“档案”。

另外，还应该利用影视手段记录在世艺术家的回忆，以及亲人的回忆。比如徐悲鸿，我都没有见过他，我1995年进入中央美院他已经过世多年了。像冯法祀先生都96多岁了，这些人年纪都很大了，应该尽快拍一点他们的录像，而且应该外延一点。比如去年我们去拜访詹丁先生，他在上海影响了一大批艺术家，其中包括叶浅予等人。国家档案应该是记录艺术的档案，这个档案的用途是可以给后人作为学术研究的资料库。

而且这个项目应该是非盈利的，非盈利才有公正性。否则有些人就会拿着假作品要求输入，然后交付一笔资金。另外有些人的作品不准备卖，他就没必要进国家档案。所以，国家档案要名副其实，必须是非盈利的。

梅墨生（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部副主任）：我之前认识一个文化公司的负责人，他就拍过一些类似的东西，比如说黄胄、董寿平等人的影像资料，还有当代二三十位名家的创作过程。他跟我说，在国外实行口述历史，当时自己就想把这些东西抢救下来。

最近北京画院做李苦禅先生的展览，因为他女儿和我在一个单位，我跟她聊，我问影像怎么样？她说我给你刻一个，那是李苦禅在去世前一年的创作过程，它属于影像资料档案，非常珍贵。我们国家如果有机会做这方面的事情，稍微扩展一下，真是非常难得。

袁运生（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我认为除了做一个“国家档案”，对后人评判艺术家和其作品的真伪有一定参考价值外，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否能把20世纪最重要的这些作家的作品能够很好地保存下去。比方说有一些画都在画家的家族手里，这些人有的没有多少经济来源，他对作品没有很好的保存条件。这种情况是不是国家可以作为国家档案行为中的一个辅助工作？就是帮助这些家庭能够把他的画保存得更好。比方说给他们一些好的条件，建一些温度、湿度有保障的房子，分配给这些画家家族，让他们能把作品很好地保留下去。如果能够做这样的事情，这些家族对于国家的情感，或者对社会的态度、责任感，相互之间都会有提高。最重要的是，国家的财富能够更好地保存下去。

殷双喜（著名评论家）：在国外这样的情况通常是几种状况，一个是家族自己的收藏，不管是艺术品展览馆，还是陈列馆也好；再一个是艺术品的保管，都带有这种价值。最重要的是艺术品可以委托美术馆代管，唯一让美术馆做的是可以挑若干产品进行展示、展出，但是日常得保管好。家属或收藏家来观察美术馆对这些作品的态度，他可能几十年后决定签署协议，把这件作品永久转让给美术馆，但是之前是委托代理，条件是让美术馆展出，因为展出也是对作品的保护。

征集作品应该分级

薛永年：作品真正都收集来之后，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假的就排除了，真的里面还确实有不同的，有特别好的，传统叫神品，有比较好的，但不是神品。你说它劣，但名师基本没有劣品，所以不是“非优劣”，而是“分高下”，在他一个人的作品里面有高的，还有相对一般的。比如《石渠宝笈》也是分等级的。

张立辰（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一个艺术家的作品是有高下的，最高的精品、神品，这都是可以分类整理的。刚才还有几位先生讲到了“活的材料”，艺术家的画友等都还在，收集现在比较活的资料特别重要，尤其是像潘天寿先生，他的作品本来就少，文革开始一抄家，大概有200多张在1962年抄家之后就遗失了。还有文革初期潘先生写的大字报，下午贴出来，天刚黑了以后就被揭走了，揭的人很有心，也很有意思，同时也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是对运动、潘先生本人以及艺术的态度，都包含在里面，现在这个大字报也没有露面。

鉴定依然是建档难题？

梅墨生：艺术家作品鉴定的问题，近些年其实一直争论的是，艺术家家属对该艺术家作品的真伪鉴定是否最有发言权？我曾经在嘉德看过一些东西，人家说这件作品李小可先生说这不对，我说你要问我，我的看法和他正相反，我认为这是李可染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所以，所谓的艺委会也好，专家的组成也好，也是很审慎、很严谨的一个学术问题。因为你是不是真的研究这块，或者你真的是不是在这方面对它有权威性？我觉得这是学术良知的事情。艺术家的家属是最有发言权的一部分，但是不是唯一的一部分？假如艺术家本人或家属的意见跟专家的意见不一致，我们怎么办？

鲁智勇（法律专家）：我站在法院判决角度说一下，鉴定问题要保持公正性，没有鉴定是不合适的。真假问题，每个人的看法也都不太一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在司法上有一个判决标准，就是当技术条件下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这个最高水平不是找一个人，比如说徐邦达一个人，或者说米景扬先生一个人。应该在一个相对比较适合的范围内能够鉴定可以肯定的标准就行了，这是司法裁判掌握的标准。

我想，在建档鉴定的时候，对于大部分人都通过了，只有一两个否定的，就同意附上这个意见，也可以入选，当然入选的时候我们又不肯定真假，这个档案就是作品档案，不介入市场。

鉴定以后，我这里提出来的一个困惑或者是意见，是不是要加贴标识？一个标识行不行？咱们鉴定以后如果他拿回去就换了。这种现象我自己也知道，也遇到过，有些官员打个招呼，就像青海寺庙里头的，把过去好的老佛像，官员一打招呼就调走了，然后摆一个复制品，甚至复制品都不给。这种现象在地方小博物馆以及文化馆里是比较普遍的。

既然存在这个漏洞就有这种可能，我们的档案入档是不是对这件作品永远负责？

不要在前人基础上再做档案？

米景扬（著名鉴定家）：20世纪美术作品的国家档案，最终的形式就是画册。每个人少则一两本，这个工作量之大是要想到的，比如徐悲鸿纪念馆，徐悲鸿的作品鉴定就很省事了，但是他们的纪念馆要出馆藏的徐悲鸿作品，画册恐怕也不是三五年出版得了的。所以，刚才我们说画面之外还有背景材料，在编的过程中还要查证、挖掘，工作量之大就可想而知。

另外一个，有的作品，我们是不是全都要重新拍？比如说徐悲鸿纪念馆的徐悲鸿作品那里已经有了，还要不要我们重新去拍？因为重新再做很费事、费钱。

姚钟华：米先生的观点我同意，就是不要在前人研究的成果上再做档案。比如董希文先生的画册很少，就出过几本，也不是很豪华的，那全是真的，现在不是说统统翻拍一遍，没有必要，很多东西可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做，这样可以省很多财力、物力、人力。比如《开国大典》那张画还有必要再拿出来拍一遍吗？没有必要。

怎样避免腐败问题染指建档工作？

商玉生（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秘书长）：因为现在腐败问题不仅专家组存在，管理人员也存在，我们应该建立一套监督机制，如果要建立理事会程序，可能还要有监视会，监视会不仅仅是监视财务的问题，而且要监督每一个成员，包括专家的鉴定是否合理，运作当中有没有问题，对公众的反馈、提出的疑义甚至诉讼，如何调查等。所以，我很高兴听张司长说这个项目是透明的，从申请到财政部的经费，经费是怎么用的，都是有审计的，哪些是应该收费的，收回来之后怎么用，都要用在明处，如果有比较透明的运作机制，可能会保证我们的项目更好地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