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的新馆长田霏宇(PhilipTinari)将于12月1日正式就职上任。在今年9月的声明中，尤伦斯提到“田霏宇先生将为UCCA带来一个新的并鼓舞人心的开始。”

　　此前，田霏宇是《艺术界》杂志的主编。这本由他创立的杂志试图用更直接的方式来连接中国和世界的艺术界。在田霏宇看来，目前二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跟理想的状态还有很大的距离。

　　1999年，在中国留学的田霏宇开始对中国当代艺术产生兴趣。之后，他一直活跃其中，见证了中国当代艺术近十年的每个重要节点。UCCA的创立者盖伊·尤伦斯看重的正是田霏宇这种特殊的背景。

　　前日，南都记者在上海见到了踌躇满志的田霏宇，并对其进行了独家专访，一同展望尤伦斯的未来。

　　尤伦斯的未来

　　“整个尤伦斯的大方向不会有什么变化了”

　　南都：你觉得为什么尤伦斯家族最终会选择你?

　　田霏宇：我觉得可能有几种原因，一是尤伦斯决定把这个中心办下去，想找一个比较亲近中国本地的团队。之前一直是外国人出任尤伦斯的总裁，但我们新来的总裁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至于我，就像前面说到的，我的背景比较特殊，既有国际的背景，但同时也参与到了中国当代艺术这十年的发展，可能这些因素，比较符合尤伦斯的定位。

　　南都：那你现在有一些具体的工作计划吗?

　　田霏宇：有。我上任后，很快会办两个大展览。第一个展览是顾德新的一个大型的回顾展。为什么要先做这个展览呢?因为尤伦斯的收藏应该说是全球最好的，有将近100幅他早期的画，和一些其他的观念作品。尤伦斯之前的展览，其实没有跟收藏走在一起，也不想完全走在一起，但是个别的案子是可以用进来。

　　与此同时，像顾德新也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被放到国际的视野里面去考虑的(艺术家)。如果把这个跟这30年的当代艺术，全球的去比，这个策略、位置、风格都是非常独特的，很值得去解读的。而且你看不出一个很直接的跟中国社会的关系，但是肯定是有的，你只是需要更深地去挖。我希望可以做那种可以让人反复来看的展览。

　　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可以做得纯粹一点。像2008年我们做迪奥的展览，引起了很大的辩论;没想到过两年、过三年，L V都可以做到国家博物馆里面去了。我们毕竟不是一个国家机构，所以现在，我们可能要做的就是要把艺术做得更艺术。

　　南都：这是你的工作思路吗?

　　田霏宇：对。第二个大展是在国际巡回的一个印度当代艺术的群展。它应该是中国今年最大的一次印度当代艺术展，包括了印度最活跃的二十几位艺术家。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展览想来中国展出，但因为国内的美术馆体系很多是直接收费的，就比较难跟国际去交流，我们是按照国际的方式。

　　整个尤伦斯的大方向不会有什么变化了，只会有具体的细化。尤伦斯在中国开馆的时候也没有人知道这个能去做，这是前所未有的，没有历史的参照。

　　上世纪90年代初涉中国当代艺术

　　“在很短一个时间内，我觉得特别幸福”

　　南都：你是怎么开始接触中国当代艺术的?

　　田霏宇：我最早到中国是1999年，读本科时来参加一个留学班项目，在学校看了徐冰的展览，非常感兴趣，就开始接触中国当代艺术了。我学的是文化理论、文化研究，这些理论正好在中国当代艺术里面得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表现。之后就上瘾了。

　　我刚来的时候，正好是90年代当代艺术地下活动的结尾时期。那个时候看展览不像现在有那么多公开出版物介绍。从2001年开始，我认识了一些北京的资深策展人，每次有展览，他们都会打电话、发短信告诉我。到2002年有了798，已经开始参与这些事情。

　　南都：具体怎么参与呢?

　　田霏宇：主要是通过文字，翻译他们的东西，其实翻译也算是一种解读。也会经常带一些外国人去逛。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798只有两三家画廊、十几个人的工作室。有一天，来了亚洲协会馆长之类的，我跟他们开玩笑说，我就像798的导游。但没有想到再过十年，798真的是塞满了旅游团。我的印象也是一步一步，跟这十年的这个圈子一起成长。

　　很快我回到了美国，因为很突然地接到苏富比的一个工作的邀请。在纽约，我整理出来第一场中国当代艺术拍卖的图册。拍卖是在2006年的3月份举行的，在整理的过程中，我开始形成中国当代艺术是一个行业的感觉。

　　当时国际上也开始关注起中国的当代艺术。因为我拥有这种语言能力和经验，会有很多人很真诚地问我中国究竟在发生什么，最新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很多地方也会邀请我做讲座，我也开始做一些小型的出版物、各种展览。

　　在很短一个时间内，我觉得特别幸福，参与从博览会到大型美术馆在中国的项目，再到拍卖行的研究，感觉艺术界的各个门类都接触过，也很快搞清楚了不同结构的特点，以及他们会怎么去应对中国这个很大的问题。

　　中国当代艺术的生态与前景

　　“中国的特点是，它完全可以自己持平”

　　南都：你怎么看中国现在整个当代艺术的生态?

　　田霏宇：有时候，不要把它完全当作一个中国现象。其实全球的艺术市场，在这十年都经历过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西方的美术馆体系，十年前没有想到，可以有一些个别的收藏家或者是大牌艺术家对美术馆举旗有这么大影响。

　　有一些例子，比如说西方的体系本身在上世纪90年代，甚至在2000年，还只是一个欧美的系统。真正纳入俄罗斯、南美、东欧，甚至中国，形成一个很好的、很全的现象，也就是全球化的发生，很可能是这几年的事。

　　我觉得中国的崛起可以放到全球的语境里面去解读，可能比每次都说是中国自身问题要好很多。

　　南都：那中国当代艺术，在全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田霏宇：中国的特点是，它完全可以自己持平。现在国内的藏家、机构完全是转得起来的，艺术体系已经形成了。问题不在于中国艺术家能不能生存下去，能不能有像样的内容，而是会不会因为语言不通、文化不通，而形成一个所谓的中国艺术圈，纯国内的，或纯国外的。我觉得中国现在作为一个这么重要的国家，艺术家要有野心，去参与国际上的对话。

　　中国现在有一群人是一直走在国际视野里面;还有一些人是希望做到这一点，但可能做不到;也有一些人根本不会遵循这一点。也不能说谁对谁错，因为很多东西都是市场因素造成的。

　　很简单的例子，中国可能美术馆展览的经验方面差一点，但是作品的价格很可能比同等年龄的，且一直在很强大的一个学术、策展的系统里面成长的国际上的艺术家高很多。而且不是高一点，是高很多的。真正就质量而言，并不是那么物有所值的。

　　南都：那你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前景怎么看?

　　田霏宇：有几群艺术家让我觉得比较乐观，非常年轻，他们可能更具备一种去面对全球社会的能力。因为网络的出现，哪怕你没有出过国，或者出国机会很少，但你肯定知道全球在发生什么，全球的这些大腕是谁。这边刚发生一个什么大的展览，你没过去，起码在网上看过图了。这些知识都要比以前更丰富，它的作用是不可低估。在这么一个基础上，能做出的东西包括对理论的研究，也不同了。

　　最近一些艺术家回到了思想里，其实是很好的趋势。当然现在没有什么运动，也不知道具体往哪靠，但反正有人在想问题了。

　　艺术还是不能只把自己当作商业，还是得保留它的一种距离，它既不是大众文化，也不是纯粹商业。

　　南都：但商业现在介入当代艺术非常大。

　　田霏宇：商业本身不一定是问题，关键在于商业建立于什么。到尤伦斯，如果工作能够做好，我们做的展览会对艺术家有一个间接的帮助。我们可以真正做一些有内容的展览，以一个最好的方式呈现一些最好的艺术家，而且背后是干净的，这个是我最大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