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上海美术馆迁址中国馆，并更名为中华艺术宫，我们看到了“上海”到“中华”、“美术”到“艺术”的双重改变，您如何看待这其中的区别?

　　施大畏：中国馆本来就是一个中华的概念，中华艺术宫也是延续中国馆这样一个后世博的理念。上海是一个开放的城市，我们为什么做“海上升明月”的主题展，主要就是说上海在全国的范围内曾经起到过什么作用，今后还会起到什么作用。再者，中华艺术宫这么大的地方，如果单做上海，肯定也做不好，必须联合全国的专业美术馆来共同打造这个艺术宫，比如我们里面有个展览叫 《锦绣中华行进中的中国美术》，就是联合中国美协一起做的，此外还会引进优秀的国际性展览。中华艺术宫有个“大阳台”，站在这个阳台上，立足上海，望全国，走向世界，这是一种文化的交流、对比、对话。打造“中华”两个字，上海的城市价值起来了，走向世界的路就更畅通。从美术到艺术可以这么理解：文化发展是多元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艺术样式会不断派生出来，从美术到艺术，是一个时代的必然。艺术包含美术。

　　记者：“上海美术馆”的称呼是否就此不再存在了?

　　施大畏：这个问题不用纠结。上海美术馆就是中华艺术宫，中华艺术宫就是上海美术馆。上海美术馆也好，中华艺术宫也罢，都只是一个名字，重要的是馆里的内容和管理。当然，这个问题在业内也讨论了很长时间，主要是来自于圈内人情感上的纠结。

　　记者：世博城市未来馆改建成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它也将是中国内地第一个公办的关于当代艺术的博物馆，开馆展览的主题是“重新发电”，是否意味着当代艺术的全新“出发”?

　　施大畏：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是中国大陆第一家公立的当代艺术馆，但在公立美术馆举办当代艺术展由来已久，比如上海美术馆就一直在从事当代艺术方面的工作。当代馆的成立使美术馆的功能和定位更明确，分工更明确，服务更专业。因为我们的理念就是当代艺术中国化，中国艺术当代化，这是我们建馆的理念。

　　“重新发电”这个主题的形成和上海双年展的迁址、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创建息息相关，它对应着对原南市发电厂、世博会“城市未来馆”的改造和重启，充分调动了城市的记忆和世博的资源。“重新发电”不只是对废旧资源的再利用，而是对整个城市生态重新设计。

　　记者：根据两馆定位，中华艺术宫展现近代艺术，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展现当代艺术，两馆之间是否会有更好的互动?

　　施大畏：两馆的成立意味着上海有了完整的中国美术展示格局，不同时期的不同艺术作品在上海都有了专门的展示馆。我们会对两个馆的收藏品做严格区分，每个馆都将有自己的展览范围，不会随意扩展。至于两馆的互动，更多的是一种内在的联系和呼应。传统的东西是年代性的，古代的画、近现代的画，是“老气横秋”的画，但有经典的文化传统在里边。相比于中华艺术宫，当代艺术博物馆代表的就是时代性，它跟社会容易互动。必须要说的是，两馆的展览运作将采用世界通行的方法，即组建完善的艺术家委员会评估体系。谁的作品能在这里展出，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只有艺委会说了才能算。

　　记者：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我们通过建设艺术殿堂来建设我们内心的“文化殿堂”。

　　施大畏：建馆的时候，总有人问我：你们有什么镇馆之宝?我说我这里都是镇馆之宝。中国画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最好的中国画在中国，而我们这里最好的中国画，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这是一个文化自信的问题。中国最好，当然世界最好了。我们用不着《蒙娜丽莎》挂在那儿，我们就把吴冠中挂在那儿，这就是文化自信。我们到法国去就看法国的艺术，到美国看美国的艺术，老外到中国来就该看中国的艺术。

　　无论是中华艺术宫，还是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它们的成立给我们带来的最好课题是，全国人民在文化发展繁荣的背景下重新学习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这样，我们建设文化大都市的脚步会更快。通过两个馆的建立，建立起对艺术的学习，历史的学习、传统的认识。这样慢慢地，我们的城市更美好，负面的东西越来越少，这是殿堂带来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