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OCAT当代艺术中心在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举办了“再谈现代主义后的艺术史”的演讲活动，这是艺术中心OCAT图书馆系列演讲活动的第二次，邀请到贝尔廷教授来与卢迎华和苏伟进行对话，

　　此次对话源自卢迎华和苏伟曾经在《当代艺术与投资杂志》开辟的一个专栏，题目叫“对话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史”，栏目设置的方式是每一期苏伟是翻译1995年出版的德语板的《现代主义之后艺术史》中的一篇文章，同时他和卢迎华各自写一篇平行的叙述，苏伟的角度是提供了贝尔廷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所提出的关于艺术的观点的学术背景，而卢迎华的文章主要书写的是贝尔廷教授在文中所提出的观点。这次对话主要和贝尔廷教授探讨关于创作、艺术批评和艺术史研究的问题。

　　关于贝尔廷提到的媒介的问题，苏伟认为这个问题在我们的语境和历史里边也成为被多次提到和消化过，到现在一直在进行这样一些实验和探索的工作，但是因为可能不同的时代的原因，人们面对的环境，面对的压力，对话的对象是不一样的，有一些东西已经解决掉了，有一些东西还存在。

　　贝尔廷认为，首先八十年代中国艺术家在中国新媒体发现之后的焦虑和这种焦虑的抗争，在创作中的抗争，在一定程度上来讲这种焦虑是新媒体本身所孕育的可能性，对于这种可能性的焦虑，因为发现了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到底干嘛，这个时候这就是焦虑的根源，这个时候这种焦虑性恰恰是因为可能性所创造出来的。

　　第二个是说何为媒介这个问题，第一个媒介就是身体，第二个媒介是脑海中形成的图像，如果你要再造东西不可能用第一个媒介身体，必须借助于第三媒介，媒介是一步步这样发展出来的，你想让任何东西变得可见必须借助另外一个媒介，这个时候艺术创作本身有两个根本维度就出现了，一个是可见性，一个是媒介性，这两个东西形成了艺术创作本身的轴心。比如在史前时代对于死者的宗教仪式中必须去付诸于另外一种媒介才能成功地造像，才能让死者回到我们中间，这个时候这是对媒介的一种应用，或者说油画本来是一种西方媒介，在过程中变成了其他地方，其他地方的人开使用的创作手段，最重要要看到一点，一方面是历史，一方面是媒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