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初在证大美术馆展厅里，在《卡塞尔文献展50年：移动的档案馆》展上，看到约瑟夫・波伊斯(JosephBeuys)的名作《导演民主办公室》；到1982年那届文献展上，他在弗里德利希阿鲁门博物馆门前誓言种树的庞大作品《7000棵橡树》。 从西方传来的、在我们这里日渐主流化的当代艺术中，各种日常物件和行为被直接拿来做艺术。一部分艺术家更满心理想，以为这样就能??弃专门技巧知识，与社会好好沟通。那样的作品期望能跳出小众层面，作用于大众。前者的例子是德国人波伊斯的“社会雕塑”，后者则是美国人安迪・沃霍尔的种种别出心裁。

　　在那个关于卡塞尔文献展的展览上，波伊斯的传奇以文字简明清晰、白纸黑字地写在那里。这是对我听说或阅读过的传闻的再次官方证实。波伊斯在卡塞尔市区种下7000棵橡树的庞大计划，要制造的不是视觉奇观。他作品中改造社会和修正人与社会关系的愿望，在一次次成为传闻与我们遭遇时形成力量。他创作出事件。现在，那些事件尽管已经在空间中消失了，但通过回顾、想象和流传，它们在时间中存在下去，并继续渗透出能量。

　　这些人的艺术，再次让我信服当代艺术观念化中深明事理、开拓疆界的一面。然而，当代艺术一厢情愿地引入种种日常形态，而艺术与公众、艺术作品的直接感染力与关于它们的说法，之间的关系，在今天，并没有像一些理论宣称的有超越性变化。波伊斯讲“每个人都是艺术家”。但是从“每个人”中出来的人，以及他们的生活，真的要成为艺术的话，决定权似乎不在他们手里。波伊斯或约翰・凯奇的行为称为艺术，完全是经由一伙欧美的艺术圈和文化界人士定义。美术馆、音乐厅是精英分子定义的艺术的仲裁所或庙堂。艺术的观念化没有瓦解垄断，它无意中加强了垄断。

　　从早几个世纪前开始，从科学尝到甜头、并被科学武装起来的西方，无比相信理论的力量。因此他们的艺术也很大程度上离开手艺活，依赖理论去创造观念，并想以此引领、改造自然形成的观念。而新观念的普及和认同，显然没有想象的那样容易。艺术家开拓艺术时解放了自己，但普通人还是用以往观念加道听途说来知道艺术，专家的理论与众人的理解成了一对矛盾。让人遗憾的是，甚至曾经对于感知艺术十分重要的眼睛、耳朵，这时也岌岌可危，成了十分不可靠的辨识器官。就像你没法看到地球是圆的一样，一切已经俱在理论之中。

　　然而，西方当代艺术中的问题，对于正越来越上得台面的中国当代艺术意味了什么？中国肯定是个发展奇迹。反正当代艺术是外来的，某艺术机构把“提名展”的大字都写成了“题名展”，居然也照错可以得到文艺发展基金支持，照错在上海美术馆开展览，照错由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画册，积极推动艺术。在这种浆糊状况下我们如何谈理论、社会理念？所以只谈拍卖市场就好，而且也已经好得来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