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此文转载自《美术观察》杂志2005年12期“30年美术社会影响力评价”专题。

　　就当代美术领域而言，笔者认为，只有艺术家而无艺术。即使有真的艺术，也不可能在当代产生大的影响。

　　首先，现实越来越清楚地告诉我们，艺术家与艺术之间往往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艺术是在学术规范即艺术自身的规律，在技巧的难度、创造力的高度与精神智慧的深度的品评体系中被肯定的东西。而艺术家，只不过是一种身份、角色、头衔、职业、地位，这种身份地位在当代是可以交易、封赠与标榜的。以此之故，艺术家造作的东西是否就一定是艺术，那就很难说了。

　　其次，我们知道艺术大约在四个层次上影响社会：即时性、历时性、浅表性和深潜性。

　　即时性的影响。因艺术创作是与时代风气变化相一致或是受外界诱惑与刺激而作出的反应，所以它与社会风气有共生关系。历时性的影响。因艺术家自外于当时的流行风气之外，不愿与世俗的粗鄙风气同流合污而特立独行，故其艺术不被同代人所理解和认识，当他去世后，风气转变，人们才开始认识到其伟大价值，接受他非凡艺术的恩惠。浅表性的影响。某种风格样式与技法为随大流的从众心理所驱使，被表面化地加以广泛的模仿和复制，从而造成时髦与流行风气。深潜性的影响。过去时代史有定评的艺术名作与大家巨匠的不朽之作，其艺术已深入人心，成为民族与人类精神价值体系与学术品评体系中的坐标，成为经典，后人永远受其精神恩泽之沐浴、智慧方法之启迪乃至技法技巧之引导。

　　很显然，即时性、浅表性的所谓艺术，因其与变化不居的时流风尚之间形成共生关系，是被动的迎合顺随的，所以并不能深层次地影响社会，而完全受着社会外力的影响。真正能影响社会的，是能折射出独立人格精神的艺术品，它只存在于具有历时性与深潜性影响力的艺术之中。创作它的人必然是具有独立、自由、伟大的人格精神的艺术家。

　　以此而论，这30年来的美术创作基本上是在即时性、浅表性的层次上影响社会的。文革刚结束时的伤痕美术是对此前政治功利美术的反叛，紧接着的各种美术思潮则很表面、很急促地将欧美与日本近百年的各种美术流派样式与本土民间乡土的样式剽窃与模仿了一遍。既然是表面的模仿与剽窃，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成就。再接下来是近十多年来的行政化与商品化的美术创作，可以说它们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术创作。但这30年的思潮与风气却足以产生数字庞大的美术家、美术明星及垄断学术的权力核心与组织机构，给许多与真正的艺术不相干的人提供舞台与饭碗。美术界成为令外人羡慕的行业之一，成为角逐十分激烈的名利场。于是许多本来平庸的人误以为自己具有自己并没有的能力，摇身一变，纷纷挂起了艺术家、名家之类的金字招牌。

　　伤痕美术后，骤然兴起的思潮与风气旨在否定与破坏极左的政治功利艺术价值观与学术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构成文革大批判与打砸抢惯性思路的翻版，主观情绪化色彩浓重，这一思潮力量巨大，一直影响到现在，以至于我们今天的美术创作在学术体系上依然处于失范状态。在此背景下，当中国社会进入市场化的商品化时代后，混世成为一种世风。于是人们有理由认定：在数量庞大的艺术家、名家的圈子里，其实是没有艺术的！连艺术都没有，尚谈何影响力。

　　要判断一个时代是否有真的艺术与艺术家，方法其实很简单。爱因斯坦说过：“在我看来，一个人把自己的内在追求同他的生计尽可能分割开来，是最好不过的事情。如果一个人每天的面包得靠上帝的特别赐与，那可不是好事。”假如一个艺术家不明确艺术是什么，艺术家是什么，而将全部心思用在揣摩艺术家应当拥有什么、别人怎么评价自己这类问题上，那么他的人格就已被异化了。于是他就会以许多堂而皇之的名义和显赫的头衔精心打扮自己，变相地聚敛财富，然后大肆挥霍。生活在物欲与感官的刺激之中，他的人格与才能也只能制造与这种环境相适应的艺术品。

　　试想，如果艺术家没有独立的人格，其心灵专用来献媚与邀宠，其聪明专用来投机取巧，以猎取个人的地位、名声为目的，不择手段地追求一已私利的最大化，那么他与芸芸众生中的许多人并无区别，这样的人在民族良知与美德的天平上是没有地位的。按照傅雷的说法：“没有艺术的良心，是不会刻苦锤炼艺术的。”在学术规范的品评体系中，这样的人也是无地位的，其艺术又怎么谈得上社会影响力呢？如果一个艺术家没有被自己的虚荣心和同类的喝彩声所蒙蔽的话，他应当有自知之明。

　　爱因斯坦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一件是出于个人的雄心，或仅仅纯粹是出于一种责任感，而是源于对人类和客观事物的爱和献身精神。”在近现代美术家中，这种精神只有黄宾虹、齐白石、林散之、陈子庄、黄秋园、林风眠等人身上才真正具备。但要充分理解与认识这样的艺术家却是一件很难的事，它需要非凡的洞察能力，要能看清变化不定的风气思潮背后人性、人格的病因与缺陷，进而体会到伟大艺术家补偏救弊的苦心孤诣。相反，为巧投时好、刺激感官的粗鄙东西喝彩、着迷，却是非常容易的事，只要具备最低下的审美眼光与矮子观场似的随声附和的好事的热情就足够了。所以越是粗鄙的艺术家，其知名度在当代往往越高。

　　按照叔本华的说法：“在社会中，只要多数粗鄙者掌握权力、少数优秀者通常总是对这个社会退避三舍。”我不知道这条定律是否也适用于今天的美术界。但如果你真正研究过美术史，那你就不难看到，许多真正伟大的艺术天才其实是为后人而创作他们的不朽之作的，他们活着的时候，同代人往往很难认识到其艺术的真正价值。如果运气好，他们生前可以有极少数的知音，但他们在世时的影响力常常超不过二流、三流的艺术家。

　　写到这里，我很理解黄秋园在写“红尘更比青山冷”的诗句时那种遗世独立的心境，更加崇敬白石老人衰年变法时自道“饿死京华，公等勿怜”的义无反顾的志气与愿力，也更加敬佩陈子庄“我的艺术在我死后定会光辉灿烂，我对此毫不怀疑”的自信。黄宾虹与林散之曾以不同方式表达过相同的意思，一曰：“艺术家必身后五十年始有定评”，一曰：“能站住一百年不倒才算数。”我想，当杜甫吟出“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千古不朽的名句时，那种悲悯与达观的心境，一定是古今仁人志士所共有的吧！

　　王非　西安美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