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灰雕塑是生命密码的直接载体

刘水

四川大地震不经意给出了许多社会和生命命题，一方面需要学会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另一方面灾区重建不单纯是建筑的简单复制和沿袭，更重要的是精神和心灵的再造，和对生命的态度。因此，需要建构新颖的生命价值观，这是一种文明的展示和创新。先锋艺术家舒勇用四川地震罹难者骨灰和瓦砾准备创作雕塑《生命之花》，是一次极具挑战传统观念的尝试，也让我们对生和死有了新的理解，但却遭到了大部分人的反对。
 
      自然灾难让我们明白生命的渺小，在现代科技不能避免自然灾难的时候，用艺术呈现并升华苦难，未尝不是体现抗拒灾难的勇气。保留记忆的方式有许多，每个地震罹难者的生命尊严和价值都容不得亵渎，不是虚幻的说辞。任何亵渎罹难者的行为，都应该受到谴责，我们不怀疑舒勇对罹难者敬重的真性情。这是一次集体灾难的祭奠，世界上许多素不相识的人们，为中国地震罹难者点燃蜡烛祈祷祝福，送来遥远的同情和友情，苦难便升华为人类不屈从自然灾害的共同心愿。我们需要对死难如此艺术的表达，它让受到极大创伤的心灵得到一片宁静和恬适，让罹难者永存在人们的记忆中，既是警醒也是怀念。

      中国文化向来不关注个体生命，在我们的历史中，消失的生命都是用冰冷的数字呈现。《生命之花》通过死难者的骨灰指向一个个具体的生命，有人批判舒勇将骨灰当艺术的道具，实际上在这里骨灰并不是艺术的道具，而是生命密码的直接载体，是对死难者最大的尊重。其本质跟传统的火化、天葬和海葬并无不同，只转化了保存念想的方式，远不是丧葬文化革命那么简单。如果我们对生死有一种新的态度和认知的话，那为什么我们不能用骨灰做生命之花来祭奠罹难者？这种方式为什么就不能成为我们未来骨灰的方式呢？

      苦难也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们并不能回避。宏大虚幻的集体记忆，是对当下存在的蔑视。眼泪并不是苦难的通行证，无名也不是罹难者的墓志铭。舒勇的《生命之花》就如同活者保留罹难亲人的一张相片，摆放在案头，不同的是前者是罹难者身体的全部，它赋予了生命全新的价值。活着并活得更好，或许就是舒勇艺术再现地震罹难者的全部意义。《新快报》

苦难是艺术的内涵而非道具

陈一舟

著名当代艺术家舒勇日前表示，他决定创作名为“生命之花”的雕塑作品，将它献给所有在地震中的死难者和幸存者，以及为地震作出贡献的世界人民，从而“让这段历史变得可以触摸”。而用什么材料来塑造“生命之花”呢？舒勇的答案竟是:死难者的骨灰和灾区的残砖瓦砾！(《新快报》6月11日)

      在大难中逝去的亡灵，在大爱下凝聚的力量，在血脉里流淌的精神，或者，需要以各种艺术的形式去进行纪念。但，缅怀和铭记苦难，非得要用遇难者的骨灰“塑像”吗？我当然相信，艺术家的这一构想，不会是有意亵渎遇难者陨灭的灵魂，更不会是无聊的炒作。可在我们这样一个具有浓浓“死者安息”传统文化氛围的国度里，如此“凄美”，无论是对于死者还是生者，都未免太残酷了。我们不会回避苦难，但我们绝对无法接受遇难者骨灰沦为艺术加工的道具。

      舒勇先生说，“回避历史的人永远是一个弱者。而死难者的骨灰，让我们无法回避真实带给我们的震撼和警示。将骨灰用艺术的方式放在博物馆里，会让死难者变得更有尊严”。可在我看来，遇难者骨灰被“加工”为某种供人“瞻仰”的外在物质形式，所体现的至多是艺术的尊严，而绝非是生命的尊严。在绽放和升腾的艺术之美背后，恐怕更多的是生命的惶恐。苦难是艺术的内涵不是艺术的道具，用骨灰塑造壮丽的生命之花，不“开”也罢。《羊城晚报》